天下第一墓志铭《下篇》
大江网-江南都市报(2005-02-05 23:02:45)
来源:墓志铭碑文网http://www.chinamzm.com
 
 
    墓志铭阳面:九字篆额占碑铭近半面积
2002年初,吉安市吉州区千年古村钓源村出土了一方由北宋文苑名家刘?、陈撰文篆额———面积近2平方米、充满神秘色彩的巨制北宋墓志铭。经过吉州区政协先后数十次组织有关学者进行实地调研分析,考证了这方距今900多年,高195厘米、宽95厘米、厚7厘米,重逾300公斤的北宋《宋故欧阳文叟墓志铭》,以其型制之巨、年代之远、文笔之美、书法之精、镌刻之奇、涉猎之广、蕴意之深,堪称“天下第一墓志铭”。
 
群英竞举 印证古庐陵文化兴盛史前推二百年
      吉安市古称庐陵,素有“文章节义之邦”的美誉。南宋宝四年(公元1256年),文天祥等40名庐陵学子同登进士,占该科进士的九分之一。一时声名遐迩,理宗皇帝御笔亲题“白鹭洲书院”匾额,颁赐文天祥母校。其后庐陵学子刻意进取,明初建文二年(公元1400年)、永乐二年(公元1404年)的二次科考中,囊括状元、榜眼、探花等一甲三元,建文榜甚至囊括前七名。有传扬至今的民谣云:“一门三进士,隔河二宰相;五里一状元,九里十知州”。而文天祥等40名进士得以登科的宝四年,则被史学家界定为庐陵文化兴盛的早期重要标志。
 
    墓志铭阴面:八字篆额为两横列
      当《宋故欧阳文叟墓志铭》再现人世时,人们惊异地发现,由文苑名家刘?撰写的千字铭文中,在记载欧阳通父子三进士事迹的同时,揭示了湮没900多年的一件史实:“熙宁(公元1068年至1077年)中,天子黜浮靡,始诏取士,本经术异,时庐陵应书几三千人”。而字文叟的墓主欧阳通在考场中已胸有成竹:“君独晏然类无事者,一出,辄上列,声誉益藉甚明。”其后,欧阳通之三子、次子,亦“举进士有文学,曰叔豹,曰仲熊”。据史料记载,宋神宗熙宁四年,宰相王安石推行新法,改革科举制度。又精简科目,废除明经诸科,只保留进士科。以至南宋以后的常科仅设进士科,不再有科目之分。而王安石变法期间,庐陵人口仅90余万,却有3000学子搏击科场,北宋庐陵文风之盛由此可见一斑。
      在此之前,吉安市曾发现两件有关庐陵文化历史,与《宋故欧阳文叟墓志铭》同一时代的重要历史资料。其一为北宋庐陵籍大文学家、政治家欧阳修作于嘉四年(公元1059年)的自述世系文。文中欧阳修介绍了其时家族成员登科仕宦的情况:“自宋三十年,而吾先君、伯父、叔父始以进士登科者四人。后又三十年,修与丽兄之子乾、曜又登于科。今又将三十年矣,以进士仕者,又才二人。”据此而言,欧阳修写作此文时,其家族三代成员中已有九人荣登进士榜。
      而另一件重要历史资料,出土于吉安市郊,宋元丰二年(公元1079年)安放的《宋故庐陵邓君墓志铭》记载:布衣邓守惠五子四女,其四子二婿皆举进士。据铭文所载,邓守惠“自少时,固欲力学起家”,因迫于生计,“志愿遂违”。然崇儒知理,“急于教子,不使识财利”。终使“尤负词学”的长子邓觉“数被荐送”、“五至礼部”;邓安、邓冠、邓宽、邓完等四子“皆应进士”。加上李天常、刘宗二位进士女婿,竟成“一门子婿六进士”奇观。
      出身于官宦世家的欧阳修“一门三代九进士”,诚属不易;而身为布衣之家的邓守惠“一门子婿六进士”,更属难得;作为一代文苑名家刘?揭示的“三千学子竞科场”史实,则从内涵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中,展现了北宋庐陵文化的繁荣兴盛景象。有关学者对此深入研究后指出,北宋中叶庐陵地域从官宦世家、布衣之家和群英竞举等不同角度,产生的这种奇特文化现象,创造了中国科举制度史上的奇迹;改写了当地流传数百年,至今脍炙人口的民谣,成为蕴含深厚底蕴的璀璨庐陵文化的一个缩影。由此可以确认,古代庐陵文化兴盛史应前推二百年,即由南宋中晚期追溯至北宋中叶。
 
纷呈众象 浓缩北宋社会风情
 
      在“宋故欧阳文叟墓志铭”这篇千字铭文中,刘?以其冼炼、优雅、流畅的文笔,记述墓主欧阳通及其家庭史的同时,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浓缩了北宋社会风情的全景画面。其内容涵盖医学、医药、蒙学、私塾、学馆、科举、考场、节孝、岁时、婚姻、祭祀、社交、礼仪、取士、选任、辞官、饮食、建筑、贸易、交通以及诗赋、酒令等等。其中尤为传神的是,记述欧阳通高中进士至礼部报备归来,因得享朝廷俸禄后,神采飞扬之际与其妻的一段对话:“季礼部报罢,归则尽出家所藏书千余卷,罗诸庭曰:‘是岂不足老何志!从少季计校后,先掠场屋美耶。’即文与其配约曰:‘岁时祭享,我则不可使菲不继。伏腊医药,男若女婚嫁,凡若干中外亲岁庆吊问遗,凡若干费出则有程矣。余悉付饔。奴使我得尽意,宾客无留为也’。”
     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,宋代的科举考试及选任职官制度已有较完备的流程和体系。一俟被录取为进士后,即至礼部报到,取得候补官员资格,同时开始享受朝廷俸禄。
 
墓志铭阴阳两面四周均饰一圈金银花纹饰
 
      正是由于获得了终身“吃皇粮”的生活保障,即千百年以来民间所谓:“一中进士,即跃龙门”,使得这些封建士大夫们在人生道路上具有更多的选择余地。“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”。大概欧阳通是出于对当时翻手为云,覆手为雨的新旧党争朝政颇感愤慨,因而坚执不仕。“宋故欧阳文叟墓志铭”中有载:“文叟生不为世用,闻取则多,固失矣”。这位和东晋隐士陶渊明有着相似际遇、相似心理和人生态度的欧阳通,晚年更是豁朗通达:“晚度舍西南地,筑愚堂居之。自号逸翁,时时杖履还往,赋诗壶奕,拨置世故”。
      《宋故欧阳文叟墓志铭》在记述欧阳通家族历史的同时,还向人们展示了欧阳家族实施祖先崇拜的一种奇异实例:“与祖同名”。唐太宗贞观年间,有书“九成宫醴泉铭”,曾任太子率更令、给事中,与虞世南、褚遂良、薛稷并称“唐初四大家”的大书法家欧阳询。而欧阳询之子欧阳通,除在书法史上与其父并称“大小欧阳体”外,更以宰相高位,倡言反对立武承嗣为太子因之死于非命而载之史册。书法大家欧阳询、欧阳通父子,就是墓主欧阳通的四百年前先祖。墓主欧阳通与祖同名,并非不辨家世的偶而所为,铭文中凿凿有言:欧阳氏“世居吉州之庐陵,为右姓”;而家有藏书千卷的欧阳通“少时炳炳,类夙成者,就塾日诵书千言”;其进士登第后,“所与游,皆一时士大夫”。时至今日,钓源村幸存下来的已历数百年沧桑的“忠节第”牌坊上,一幅石刻楹联的上联亦明晰如故,证言其祖先欧阳询:“九成翰墨无双品”。由此可见墓主欧阳通家族乃诗书大家,与祖同名乃刻意为之。
      古钓源人正是以这种“与祖同名”的方法,追念先人,既以此表达继先祖伟业心愿,又借此祈求先人在天之神灵佑护。与此可互为参照的是,墓主欧阳通三子名曰伯虎、仲熊、叔豹,即与先古时期高辛氏八才子中三才子之名相同。明代曾著有“湖心亭看雪”等名篇的文学家张岱,在其编撰的分类百科全书《夜航船》中有载:“高辛氏有才子八人:伯奋、仲堪、叔献、季仲、伯虎、仲熊、叔豹、季狸,天下之民谓之八元”。无独有偶,钓源欧阳氏唐末始祖欧阳弘,亦名欧阳宏,其明代正德年间后裔,仍有名为欧阳宏者。
 
世事风云 评说“天下第一墓志铭”
      “天下第一墓志铭”惊现千古钓源村,在激起众多海内外学者和游客盎然兴趣的同时,也促使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:钓源村缘何得以出现“天下第一墓志铭”?
根据有关学者深入细致地考证后证实,此为北宋社会及欧阳氏族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之状况,以及欧阳通家族独特的人生价值观而使然。
在中国古代丧葬史上,早在汉代,皇室贵族、王公大臣们就在陵寝地面神道上设置“神道碑”,成为封建上层统治阶级的标的物。随着北宋时期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发展,丧葬礼制也进一步完备。达官贵人们为了光宗耀祖,炫耀门第,往往也在墓茔地表安置带有志铭内容的“墓表”。其最著名者,有欧阳修于北宋熙宁三年(公元1070年),安置在故乡永丰县沙溪父母合葬墓前,高2.1米、宽0.94米、厚0.23米的山东青州石“泷冈阡表”。而安放于墓穴之中的墓志铭,其在丧葬制度中的地位,反而置于稍后了。
 
墓志铭阳面九字篆额中的“故”字
 
      有鉴于此,为何不在欧阳通墓前设置墓表,而要在其墓中安放一方这样庞然巨制的墓志铭?原来,此乃源于欧阳通“隐而不仕”的出世心理,继而在去世后亦要求“隐而不露”。刘?在铭文中记载:欧阳通有“文集十五卷藏于家”,自言“且文”。但唯恐身后“生平随手磨灭”,故希望能够“置片石揭幽”。一方面要求“幽”之不“显”,一方面又期望年代久远后,能以片石“揭”幽,能够达到这样要求的,自然只能是埋藏于墓穴之中的“墓志铭”了。
      有关学者经考证后认为,欧阳通后人正是为遵从其嘱托,同时为了表现其家门的富贵、风雅及独立特行,故吸取方形墓志“上盖下铭”的庄重礼制,形成体积尽量庞大的“盖铭合一”“片石”墓志铭,由此促成了这方“天下第一墓志铭”。
      两宋之后,由于程朱理学、“三纲五常”等封建正统思想逐渐形成社会规范,且因明清之际的“文字狱”盛行,这时民间广泛采用的墓志铭,其型制规模再也难以逾越这方《宋故欧阳文叟墓志铭》。因此,这方墓志铭以其越中外,贯古今之无与伦比的特性,成为了跻身于“中华一绝”的“天下第一墓志铭。”今天,距《宋故欧阳文叟墓志铭》所处的时代,已有900多年。然而,有关学者在钓源古村实地考察时,却仍然可以感觉到欧阳文叟逸朗旷达遗风的影响。如村中曾出了包括明代一品大员、嘉靖年间的三边总制都御欧阳重在内的数十名五品以上高官,却看不到一块诸如“进士第”、“大夫第”、“司马第”等标榜牌匾。村中看不到任何为高官显贵所遗的建筑陈迹,甚至连象征高贵门第,具有以威武雄视世俗意念的石狮造像也无从觅踪影。
      尤其令人困惑不解的是,已有千年历史的钓源村,仍然保持了“歪门斜道”的建筑布局。村中不存在任何一条笔直的路;没有一条直筒的巷;甚至每幢房屋的四边,也寻觅不到四方皆直的四沿。无论是鹅卵石古道,还是青石街巷,均以两侧房屋或斜列、或偏向、或墙院折角等多种方式,使之形成楔形、梯形、嗽叭形等多种巷道。
      钓源古村以其卓尔不群的独特个性,向海内外专家学者和游客展示了自己神奇的魅力。然而,其是否传承自欧阳文叟等先人的旷达遗风,抑或为长期时代变迁、历史变故以至逐渐演绎、迁延而来,纵有种种假说,仍使人们百思不得其解。也许,经过不懈探索和努力,人们终能够彻底解开钓源古村以及《宋故欧阳文叟墓志铭》中,深隐未释的千古之谜。(全篇完)
(邹晓明 罗宁毅 王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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